HOTWHEELS

　　人才“爭奪戰”
　　150多年來，一波波海外留學大潮興起，一代代海歸學成回國，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如今，一方面，中國年輕一代“出國潮”熱度不減；另一方面，在西方社會經濟發展前景不明朗、科技投入有所減弱的情況下，“回國潮”也必然成為大趨勢。中國出台的各種人才政策，進一步推動了這一趨勢的發展。始於改革開放政策、歷經三十餘年的留學潮，正在給中國帶來空前規模的人才“回國潮”；而新一代“海歸”則讓中國在快速發展的同時，真正融入到全球化和現代文明體系之中，它所具有的歷史意義，是一個需要未來解讀的命題。
　　大迴流
　　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發達國家經濟不振，科技投入持續減少，進一步推動了近年來世界範圍內人才從發達國家向新興發展中國家遷移的趨勢，形成“人才迴流”。隨著中國吸引人才政策的力度不斷加大，海外人才正在形成空前規模的歸國潮。在贏得人才之後，中國在全面邁向大國之路上正在積累最具價值的生產力要素
　　本刊記者/錢煒
　　今年11月初，魯白在哈佛大學醫學院舉辦了一場講座，面對臺下數百名華人學者和留學生，他一開場就把演講的題目打在大屏幕上：To stay or to return(留下還是回去)。這個問題不僅是當天與會者最關心的，也是多年來在美國的華人學者和留學生們討論最多的。
　　六年前，魯白在一位華人科學家的家裡參加了一個為期兩天的聚會。當時的參加者還包括施一公、饒毅等在美國生命科學領域已是卓有成就的華人科學家。話題的焦點不知不覺就集中在了一個問題上：To stay or to return。
　　如今，魯白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這一次，他是以清華大學醫學院常務副院長的身份到訪哈佛的。當年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施一公現在已是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那次家庭聚會的另一個參與者饒毅今年剛剛從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的位子上屆滿，他和施一公一起因為時常對國內科研文化與體制問題發表獨立的看法，而成為中國最有代表性的海歸科學家。
　　魯白的前半生就像是一個“美國夢”：從他“上山下鄉”所在的上海郊區農場考上大學，再赴美讀書，取得博士學位，最終留在美國工作，直至在世界頂級科研機構里領導一個團隊。如今，他回到國內重新開始，他的選擇無意中又契合了最近一年來才為人們所熟悉的另一個名詞——“中國夢”。
　　從人才流失到人才迴流
　　魯白的經歷在中國的一代人里很有代表性。他們出國又回國的現象，已經引起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方面的重視。2007年，美國民間智庫考夫曼基金會發佈了一份報告，首次提出了“人才迴流(reverse brain drain)”的概念。這份報告指出：美國正在遭遇歷史上第一次人才流失，那些來自印度、中國的技術移民正開始“迴流”到他們的母國。
　　自“考夫曼報告”提出“人才迴流”現象以來，由於世界金融危機的出現，人才從歐美髮達國家回到新興國家的趨勢日益明顯。2005～2010年，巴西旅居國外的人數從400萬減少到200萬，最近兩年，在該國合法居留的外國人數則增長了50%。巴西甚至稱，他們正在變成一個“新移民國家”。
　　而對於中國來說，沒有出國潮，就沒有回國潮。
　　1982年是恢復高考後第二屆大學生的畢業季，改革開放政策也已推行開來。出國深造成為有志於科學事業的青年學生的首選，魯白也不例外。當他從華東師範大學生物系畢業時，已經聯繫好國外一所大學並得到了獎學金。但在辦理出國手續的過程中，卻遭遇了新的出國留學規定，生生地將他攔在國門之內。同時，他也錯過了考研與工作分配的好機會，只能“淪落”到去浦東陸家嘴附近的一所師範學校去教書。教了一年生物學以後，魯白考上研究生，再次回到大學讀書，也重新燃起了出國深造的希望。1985年，他和住對面床鋪的室友饒毅一起，在離研究生畢業還差一年的時候，就拿到了赴美簽證，成為全班最早自費出國留學的兩個人。
　　在魯白與饒毅的帶動下，他們的研究生同學幾乎都選擇了出國，且大多沒有回來。這樣的出國熱潮，幾乎貫穿了中國20世紀的最後20年。據統計，1990～1999年，在科學與工程領域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中，博士滯留國外的比例高達87%。《科學》雜誌曾把中國的清華、北大稱為“最肥沃的美國博士培養基地”。
　　對於中國來說，這是嚴重的人才流失。1978年，文革剛結束，鄧小平在要不要派留學生出國深造時就表示，“即使1000人當中有100人滯留不歸，還是有900人回國了。”到了1992年，他調整了表述——“中國不應該僅僅因為有一批留學生滯留不歸就不再派學生到海外留學深造。即使有一半人不願回國，還是有另一半人回國支持祖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的。”要發展經濟和科技，就要依靠具備國外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人才，也要“忍受”人才流失，這成為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人才問題的基本狀況。
　　然而，今天，是繼續獃在美國還是回到中國，已成為在美的留學生與華人科學家們不得不權衡的一個問題。魯白讀研時同寢室的4人中，已經有3人全職回國工作，其中包括於2007年率先全職回國的饒毅。
　　數字更能說明這一變化：1978～2007年的30年間，中國總共約有121萬人到海外留學深造，但累計只有32萬人回國。而在2008～2012年間，出國與回國的人數分別為140萬和80萬，短短5年裡的回國人數就是前30年總和的2.5倍。2012年，留學人員的回國數量達到27.29萬人，超過70%的留學生選擇回國就業，被一些機構稱之為“史上最大回國潮”。
　　有人將目前發生在中國的人才流動趨勢與日韓曾經的經歷相提並論：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與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後，日韓兩國就曾分別迎來了“海歸”大潮。類似地，中國也是在舉辦了一場“無與倫比”的奧運會之後，緊接著出現了海外人才加速迴流的勢頭。
　　這個類比隱含了一種期待：中國也將像日韓那樣，在贏得人才這最後一項也是最具價值的生產力要素之後，完成經濟發展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對此，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王輝耀非常樂觀，他認為，未來5年，中國將迎來回國人數反超出國人數的歷史拐點。
　　而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教授李俠則持不同看法，他認為，儘管美國最近經濟不景氣，但它擁有世界上最成熟的市場經濟，具有自我修複功能。未來二三十年內，美國作為世界的經濟中心、人才流入中心的局面不可能逆轉。近年有人提出的所謂“人才抄底”是個偽命題。
　　站在哈佛的講臺上，魯白用自己在美國24年的工作和生活經歷來談論回國的問題，這比各種爭論顯得更加直觀。就在他此次到訪哈佛期間，國內公佈了旨在對高層次人才給予特殊支持的“萬人計劃”首批入選者名單。雖然媒體在對該計劃的解讀中，亮明它“是一個對國內高層次人才給予特殊支持的計劃”，但又特別突出了入選“第一個層次”的是“具有衝擊諾貝爾獎、成長為世界級科學家潛力的傑出人才”。顯然，這樣的人才幾乎無一不具備海外留學的背景。
　　回家的誘惑
　　告別了美國東部小城貝塞斯達的藍天白雲，魯白在努力適應北京的生活。他在清華的辦公室里有一臺價格不菲的空氣凈化器。不過，仍舊像美國人一樣，他在窗臺上擺了一張iPad大小的家庭生活照，而非國內流行的自己與領導人的合影。
　　“你可以抱怨中國的一切，但你唯獨不能抱怨的一件事是在中國的機遇。”在哈佛大學演講的時候，魯白重覆了這句海歸們常說的一句話。
　　第一次出國受挫的打擊，包括辦出國手續時遭遇的辦事人員的冷眼，曾令魯白對國內的環境深深失望。當年臨走時，他甚至決心“再也不要回到這個落後的地方”。
　　1998年，已出任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NIH)神經發育研究室主任的魯白回國探親。一位舊友請他去上海一家頗有名氣的旋轉餐廳吃飯。站在摩天大樓的60層俯瞰上海，這位已官居上海某國有企業集團負責人的好友自豪地指點著窗外說：“你看，黃浦江上的這座橋是我們造的，那條內環線是我們參與建的，那塊地我們也批下來了……”順著朋友的比劃，魯白看到，當年他曾教過書的陸家嘴，正在從荒涼的郊區變成上海最繁華的寸金之地。當他的兒時伙伴正在親身參與這樣一個令人激動的偉大過程時，他卻只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觀。
　　魯白感到，他印象里的那個中國正在改變。伴隨經濟實力的提升，從1990年的“海歸人員創業種子基金”開始，中國為留住人才、吸引海外人才，開始了各種積極嘗試，其中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有1994年中科院的“百人計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以及1998年教育部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等。
　　從1990年代末期起，魯白開始涉足國內科研事務，擔任科技部海外顧問，並參與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的制定。他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建議，對科研人員的考核不應當僅僅局限於國內專家，應該實施海外同行評議。這一建議很快就被採納。如今，自然基金委是國內科學界公認的在科研經費分配上較為公平與透明的機構。此外，他還與饒毅、及另一位美籍華人科學家梅林一起，創立了“魯梅饒聯合實驗室”，即中科院上海神經研究所的前身。
　　根據2011年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崔大偉(David Zweig)對中科院海歸科學家的一項調查，海歸回國的最重要原因是“能在國內做自己的事情”，持這一觀點的人占到35.7%，遠遠超過排名第二、三位的因素“在海外難以找到發展機遇”和“回國後能獲得比國外更高的社會地位”。
　　回國的動力不只於此。當崔大偉在詢問“為何海歸數量上升”時，海歸們最多的回答則是：“中國人不能融入西方主流社會”。
　　今年36歲、在美國最大的私立非營利性研究機構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做副研究員的王初，最近正在收拾行囊，準備回國。自本科畢業出國以來，他已經在美國生活了12年。但他始終覺得與這片土地沒有感情。
　　“美國的人際關係確實輕鬆簡單，每個人對我也很友善，但與他們之間無法建立較深的私人友誼。比如，如果我談到自己小時候喜歡小虎隊，他們能知道那是什麼嗎？”此外，由於是獨生子女，王初的父母也很盼望他能夠回國。根據國內媒體的一項調查顯示，有90.9%的留學生因為不想遠離父母而回國。對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一代留學生來說，他們作為獨生子女，與家庭的相互依賴程度比較高，“回家的誘惑”是回國的主要原因。
　　“人才抄底”
　　實際上，就在當年魯白和施一公、饒毅等人在美國熱烈討論去留問題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與國內科學界實際的接觸。魯白以智囊角色為國內建言獻策，饒、施二人已成為國內一些科研機構的客座教授。他們對要不要全職回國工作的討論，也反映出在2008年之前，國內的各種人才計劃儘管也吸引了一批海外學者，但在總體上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對此，長期研究中國科研人才與制度的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院副教授曹聰指出，已經回來的人才里出類拔萃者並不多，海外留學生中那些最優秀和最出色者如魯、饒、施，因為個人或體制等問題尚沒有“全時海歸”。這使得原本僅負責管理黨的高層次幹部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在科教部門實施了諸多吸引海歸的“工程”“計劃”之後，不得不親自出馬充當“獵頭”。
　　2008年12月，中組部頒佈了《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俗稱 “千人計劃”。這一計劃被美國學者形容為“極具雄心”。它所提供的物質條件雖然還不能向美國一流大學正教授的水平看齊，但也是國內各類人才計劃中最高端的項目。
　　饒毅與施一公成為“千人計劃”第一批引進的人才，也是這一波回國潮里最具國際聲望的科學家。“千人計劃”原本旨在5到10年內從海外引進2000位專家，但實施近5年來，人數已大大超過預期。截至2012年底，引進的“千人”已達3319人。
　　在“千人計劃”催動下，各地紛紛建立“人才辦”，推出配套的“地方千人計劃”和其他名目的人才計劃。比如，北京的“海聚工程”、湖南的“313計劃”、蘇州的“姑蘇人才計劃”、杭州的“5050計劃”，同時設立留學生創業園、海歸創業園等。截至目前，全國已建立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基地112個，留學生創業園260多個，吸引入園企業超過1.7萬家，吸納在園創業留學人才4萬多名。
　　對國內此種做法，曹聰稱之為“人才大躍進”。他說，依靠“計劃”與“工程”來引進人才，會令政府與科研機構將引進人才當作一項政績，令人才難以真正發揮作用。“這些人回來轉一圈就拿那麼多錢，肯定會引發很多問題與矛盾。”
　　矛盾的根源是“千人計劃”的“超院士待遇”引發了國內研究人員的不滿。由於目前國內科學界的領導人物也大多有海外留學經歷，所以有人將這種矛盾看做是新海歸與老海歸之間的利益衝突。2011年，饒毅與施一公參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雙雙落選，就被看成是這一矛盾最直接的體現。
　　李俠認為，“海派”與“土派”之爭，目前已經被極度地錶面化與庸俗化，卻恰恰遮蔽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即中國科技政策的制定長期嚴重缺乏公正度。權力與利益之爭，是這種扭曲政策帶來的結果，而非問題產生的原因。
　　“千人計劃”還存在其他方面的隱憂。2013年5月，美國曼哈頓聯邦法院指控紐約大學中國籍教授朱宇東等人，涉嫌向上海聯影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位於深圳的一家研究院提供關於磁共振成像的非公開信息，以換取學費、房屋租金和其他費用。其中，朱宇東為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引進的“千人”。此事發生後，有評論認為，這是美國政府有目的地利用法律手段向中國的人才計劃“開刀”。
　　之所以能夠讓美國找到阻撓中國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路子，是因為部分“千人”確實存在著“兩邊通吃”的情況，即繼續維持國外的科研與教學工作的同時，又回國拿高額薪水。
　　魯白指出，隨著中國吸引人才的力度與規模越來越大，有越來越多的高端海外人才回到國內，這已經引起了歐美等國的高度關註。在這個時候，國內的用人單位與科學家本人就要更加小心，不要因一己私心而觸犯法律。
　　“千人”之後
　　曹聰對現有信息進行梳理後發現，真正回來的“千人”恐怕不超過10%。他說，“啟動千人計劃時，是希望能真正吸引回來一些‘大牛’，但從現在的效果來看，像饒毅、施一公這樣的仍在少數。”
　　李俠則認為，國家把錢花在人才身上，總比用在其他地方要好。但值得討論的在於，一些“千人”在引回來的時候已處於學術平臺期或下降期，國家實際上是在為他們過去的成就買單。同時，這樣的人一般年齡都有四五十歲，由於家庭因素，客觀上也難以做到全職回國。
　　2011年，一項算是對“千人”的彌補計劃——“青年千人”開始啟動。這一計劃面向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並有3年以上工作經驗的40歲以下青年科研人才，同時強調要全職回國。此前，“千人計劃”曾因引進步伐過快而飽受詬病，“青千”明顯放慢了步伐，計劃每年只引進400名，到2015年共引進2000名。
　　王初就是在“青千”的召喚下回國的。他研究的方向叫化學生物，是最近幾年剛剛發展起來的比較新的領域。在美國，這個領域內的人才已經有很多，競爭激烈，加之最近美國經濟狀況不佳，想獲得充足的經費支持並不是那麼容易。但在中國，由於國內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還很少，他會獲得更多資源來從事自己想做的研究，並會更加容易嶄露頭角。因此，王初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理由不回來。
　　“青千”得到了魯白、曹聰與李俠的一致認可。李俠指出，博士生與博士後是最富創造力、最有戰鬥力的群體。由於他們比較年輕，還沒有子女就學等問題的困擾，也更容易在國內真正扎下根來。
　　除了“青千”，“千人計劃”序列里還包括“外籍專家千人計劃”與“頂尖人才和創新團隊項目”。後者將目光瞄向了曾經獲得過諾貝爾獎等10項國際大獎的著名科學家，這可能會帶來更大爭議。2008年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法國病毒學家呂克·蒙塔尼曾試圖進入“頂尖千人計劃”，但沒有通過中方的專家評審。這位78歲的老人曾因共同發現艾滋病毒而聞名，但他目前最感興趣的卻是“高度稀釋的病原體DNA所發射的電磁波”。儘管國際科學界普遍認為這個現象是無稽之談，但蒙塔尼在2010年接受了上海交大的邀請，在中國繼續他的這一“最新研究”。
　　對於“千人計劃”，王輝耀看到了更多積極的方面。“如果沒有‘千人計劃’的推動，中國的綠卡制度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進行改革。”此前，中國的綠卡曾經號稱“世界上最難申請”。但為配合“外專千人”的開展，2012年9月，中國政府頒佈了《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享有相關待遇的辦法》，開始降低海外人才落戶中國的門檻。他指出，不論是以何種方式引進人才，最終都都要落實在具體的簽證、綠卡、入籍等這一整套保障體繫上。因此，更重要的其實是綠卡政策，這才是中國持續引進海外人才的最基本制度。
　　曹聰認為：“說到底，中國仍在自上而下地、依靠政府行政手段來引進人才，而不是每一家研究機構與企業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自發地來引進人才。政府本應該做的，是制定好政策，建設好制度，為這些海外人才的回國鋪平道路，但現在，卻從裁判員變成了運動員，親自上陣去獵取人才。” 不過，國內專家也指出，如果沒有中組部介入，很多配套政策不能得到落實。實際上中組部做的是推動和界定政策，直接操盤的是大學和研究所等具體單位。
　　曹聰說，一旦一個國家或地區變得富強起來，相應地就會出現人才迴流的趨勢，如臺灣地區在1962～1985年間，只有4%的留學生回來；但從1980年末期開始，留學生回歸率開始上升，達到34%。臺灣出現的海外留學生回歸浪潮，不僅是對其高科技領域新的、不斷增加的機會的一個積極回應，也與當時臺灣的政治控制有所放鬆及民主進程有重要關係。如果想要吸引那些留居國外的人才回國，除了優厚的經濟條件與機遇，一個穩定、法治和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也同樣重要。
　　與前輩海歸們有所不同，對於更年輕一代的中國留學生來說，他們主要看重的是個人的事業追求與物質生活條件。“其實也不能苛求他們，因為他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一代”，曹聰說，即使面對祖國積極提供的各種人才引進政策，他們也只會在不給個人職業前景帶來損害的情況下回國做貢獻。因此，對於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來說，要真正吸引海外人才的迴流，還有很長的路的要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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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SN054）